早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为了写好《各流派太极拳在上海的发展简史》，笔者有幸结识了著名文学家、太极拳研究家徐哲东先生（一八九八------一九六七），承蒙提供了有关郝派太极拳在上海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具体细节。由于在太极拳历史考证方面的很多问题，笔者的观点都和他相同。诸如：太极拳创自陈王廷之说，推断有余，实证不足；研究太极拳不先从一系一家的太极拳本身技艺方面下功夫入手，对这方面的体会总是肤浅的，往往会从形式上去看问题；反对不鉴别史料的可信（所谓信史）与否，以为只要有材料就该认为可据，如所谓“治考据者，以博为其道也。”等等。因而他鼓励笔者写有关太极拳历史考证方面的文章，甚至同意笔者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发表过的许多有关资料。
        不久，动乱开始，徐先生也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不幸去世。这件事就一直搁置了下来。转眼三十年，一九九三年秋，病后得暇，因捡出旧稿，补充以新的资料，整理成篇。问题虽然琐碎，但各个击破，未尝不有裨于整个太极拳历史的考证也。
        一、近代流行的杨、吴、武、郝、孙几家太极拳，都是由河南温县陈家沟派生出来，并根据山西人王宗岳写的《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的理论，改革创新而发展起来的。
        近代流行的几家太极拳流派，如杨、吴、武、郝、孙等，都是源出于河南温县陈家沟的：
        陈长兴（一七七一----一八五三）把老架传给杨露禅（一七九九----一八七二）。杨露禅传给次子杨班侯（一八三七----一八九二）、三子杨健侯（一八三九----一九一七）。杨班侯传给其子杨兆鹏（一八七二----一九三O）、长侄杨少侯（一八六二----一九三O）。杨健侯传给三子杨澄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杨少侯传给其子杨振声（一八七八----一九三九）、学生田兆麟（一八九一----一九五九）、尤志学等。杨澄甫传给其子杨振铭（一九一O----一九八五）、杨振基、杨振铎，学生牛春明（一八八一----一九六一）、陈微明（一八八二----一九五八）、张钦霖（一八八七---
        -一九六三）、董英杰（一八八八----一九六一）、武汇川（一八九O----一九三六）、崔毅士（一八九O----一九七O）、李雅轩（一八九四---
        -一九七六）、郑曼青（一九O一----一九七五）、曾寿昌等。田兆麟传子田颖嘉，学生黄文叔（一八八四----一九**）、陈志进、叶大密（一八八八----一九七三）、林镜平（一九OO----一九九七）等。是为杨派。
        杨班侯传给满族人全佑（一八三四----一九O二）。全佑传给其子吴鉴泉（一八七O----一九四二），学生王茂斋（一八六二----一九四O）、郭松亭。吴鉴泉传给其子吴公仪、吴公藻、女儿吴英华（一九O五----一九九六）、女婿马岳梁（一九O一----一九九八）、外甥赵寿邨（一九O一----一九六二），学生吴图南（一八八四----一九八九）、徐致一（一八九二----一九六八）等。王茂斋传彭广义（仁轩）、杨禹廷（一八八七----一九八二）等。是为吴派。
        武禹襄（一八一二----一八八O）学太极拳，启蒙时师从杨露禅，之后、又从河南温县赵堡镇陈清平（一七九五----一八六八）学了陈沟新架一系的赵堡架，结合山西人王宗岳的理论，融会贯通以后，传给外甥李亦畬（一八三二----一八九二）、李启轩兄弟等。是为武派。
        李亦畬传给其子李石泉（一八七三----一九三二）、李逊之（一八八二----一九四四）、姨甥马同文，以及学生郝为真（一八四九----一九二O）、葛福来等。郝为真传给其次子郝月如（一八七七----一九三五），学生李圣端（一八八八----一九四八）、李香远（一八八九----一九六一）等。郝月如传给其子郝少如（一九O八----一九八三），学生张士一、徐哲东等。是为郝派。
        郝为真传给友人孙禄堂（一八六一----一九三二）、孙禄堂传给其子孙存周（一八九三----一九六三）、孙务滋（一八九九----一九二一），女儿孙剑云，学生齐公博（一八七五----一九六O）、孙振川（一八八五----一九四五）、孙振岱（一八八八----一九五五）、柳印虎、胡席圃等。是为孙派。
        以上诸家太极拳流派，无论杨派也好，吴派也好，武派也好，郝派、孙派也好，它们的盘架子和推手的训练方法，有它们共通的一点，那就是都能够遵循着王宗岳《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的理论指导，并尊之为经典著作，而把他们流传下来的。
        陈家沟和赵堡镇陈家则并不是这样。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他们不独都没有王宗岳《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的流传，并且在练架子和推手的训练方法上，有很多方面都是和《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的理论不相符合，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有所抵触的。
        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原来武禹襄是在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壬子）到他大哥武澄清（一八OO-----一八八四）河南舞阳县任所后，才得到他大哥在舞阳县盐店发现的、其中抄有王宗岳《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的《太极拳谱》的。之后，他才在太极拳技艺和原理方面有所领悟。除了陆续撰写出了《打手要言》、《四字密诀》等好几篇理论性的文字以外，并且把去舞阳县时趁便到温县赵堡镇向陈清平学来的赵堡新架，根据王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然后再把拳架和拳谱，传给外甥李亦畬、李启轩兄弟。李亦畬则再传给其子李石泉、李逊之，姨甥马同文，以及学生郝为真、葛福来等，所以，他们都有王谱和武、李著作留传下来。
        杨家则因杨露禅曾是武禹襄习练太极拳的启蒙老师，而杨露禅的次子杨班侯，又是曾经受读于武禹襄的，因而能在武家得到王宗岳的《太极拳谱》及较早时期的武著，所以杨班侯的学生陈秀峰，才有《太极拳真谱》手写本石印传世。杨家自从得到王谱及武著，便遵循着王、武理论，通过祖孙三代的教学实践，把原来从陈家学来的老架和推手，进行了较长时期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架子由杨班侯改进成小架子，杨健侯改进成中架子，杨澄甫再改进成大架子；推手，则从原来的只有同侧顺步进一步、退一步的一种，完善成为合步、顺步二类都有，定（站）步、动（活）步俱全。动步从一步到三步，以至于走四斜角方向的进三（或二）步、退二（或一）步的拗步大捋。
        孙家则在陈沟赵堡新架一系传下来的郝派基础上，结合形意、八卦和杨派大、小架的部分内涵进行了架子高、步子活、进步后脚跟、退步前脚撤、沉提转换交待清楚的改革以外，在推手方面，则从原来的只有合步进三步、退三步的一种，增添到合步顺步二类都有，并且还特为补充进去了定步的基础推手法。和杨、武、李、郝四家一样，孙家也有王谱和武、李著作留传下来。
        陈家沟和赵堡镇陈家则并不是这样，直到清末民初，他们既没有王谱和武、李著作留传，练架子依旧一直固守着传统的、类似于形意拳明劲阶段的练法，推手则又只有顺步动步进一步、退一步的一种。因此，无论在练架子或推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和王、武、李、杨诸家的理论相符合的。
        直到上世纪末五十年代以后，陈派的几位提倡者，如沈家桢（一八九一----一九七二）、顾留馨（一九O七----一九九O）、李剑华、李经梧等，才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开始吸取王、武、李、杨诸家的可借鉴部分。练架子开始改变了那种“指肚用力”、“四指骈住，指中节伻（绷）住，使指向手背微弯（如瓦垅状）”，伸指肌腱始终保持非常紧张，震脚发劲，比形意拳明劲阶段的练法还要明显的不良倾向；推手也逐渐在向杨、吴两家的传统名目和内容靠拢。如单、双手挽花，合步定步推手，顺步动步（一进一退）推手，大捋（顺步大身法）、活步（花脚步、乱踩花）等。
        沈寿在一九八四年六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极拳法研究》下编，古典拳论研究《试论古代内家拳及其十四禁忌》（一）节中，把陈家沟陈家太极拳，称之为“原始陈式太极拳”；这不仅表明了他数典而没有忘祖，同时也说明了太极拳也和其他技艺一样，一定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而在外形和内容上，相应地有所改革和创新的，否则便会削弱了它适应时代的生命活力的。
        二、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家，在文字记载上有“太极拳”名称出现时间的探讨
        一九三二年一月，唐豪（一八九七----一九五九）在陈家沟陈森（槐三）处，得到封面上题有“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年）新正，颖川氏宗派”的《陈氏家谱》，在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谱序中十一世至十五世陈氏诸祖先名旁，有的注有“拳手”、“拳头”、“拳”、“拳师”字，以及陈王庭长短句遗诗中有“闷来时造拳”一句，其中的“拳”字，都没有写明白是什么拳。唐豪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武术学会出版的《戚继光拳经》<戚继光拳经的研究及其评价>（三）“受戚氏拳经影响的近代拳法”一节中，也承认“不过谱注和诗，均未说明其所造者为太极拳”。
        同时，唐豪在陈家沟陈省三（一八八O----一九四二）处抄来的三省堂本《拳械谱》，在篇名《长拳谱》的式势歌诀末后，注有“此是长拳，惟熟习者得之耳”十一字。又在篇名《十三势》三套标题下，注有“此名大四套锤”，四套标题下，注有“此名红拳”，歌诀最后二句还说“要知此拳出何处，名为太祖下南唐”。炮锤架子式势名目末后，注有“十五拳十五炮，走拳用心”十字。总之，在这本三省堂本《拳械谱》中，也只有提到过“长拳”和“十三势”两个名称。
        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徐哲东在南京向陈子明借来抄录出的陈两仪堂记《拳械丛集》中，有篇名“头套十三势拳歌，三套拳，四套，五套拳歌，二套砲捶十五红十五砲”，接下去才有篇名“太极拳一名头套拳，一名十三势，即十三折，亦即十三摺也。”的出现。徐哲东在式势名目后的按语中说：“右（原书系直排本故云，下同）文亦据两仪堂本，与以上所录之五节，字出一手，纸色亦一律。然其名目之多寡，与前所录头套十三势歌，小有不同，故仍复录之，以备参考。”
        又篇名：“二套锤，太极拳。”徐哲东在式势名目后也有按语说：“右两则亦在两仪堂本中录出者，但与前所载太极拳及头套、二套名目，又小有出入，考书中有四页，纸较黄而粗，字体亦与前后各页不同，此两则即载在四页中者，盖四页非两仪堂本所原有，装订者误合之也”。这四页虽然不能肯定就是文修堂本中的东西，但至少总是同一时期所装订，由他人转抄来的东西，那是无可怀疑的。
        又，在徐哲东向陈子明借来抄录出的文修堂本《拳械谱》中，有篇名“头套锤架”的，在它的式势名目后并有附记：“二套锤、三套锤失传”、“右此头套锤拳架，如能熟练纯习，就能生巧，只要日夜加功，如若董（懂）内中情理使手，可为教师。”徐哲东在按语中说：“右头套锤拳架及附记二条，均自文修堂本中摭出，与两仪堂本中所谓十三势太极拳之名目，大致相同”。
        再据文修堂本中枪法自序篇后有“道光癸卯年桂月（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一八四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二十二日）张文谟号开周重抄”十五字的题记，枪棍法后更有“以上枪棍谱系河北王保（堡）村得来，道光二十三年岁在癸卯中秋（一八四三年十月八日）张开周重抄录谨志”三十二字的题记，结合文修堂本中有“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戊辰）九月二十二日岁贡生县丞年八十岁，陈鑫字品三号应五别号安愚谨志”的附记，家谱末后也有“我高曾祖父皆文兼拳最优，森批”的陈森批注，则可以确定，拳械谱和陈氏家谱的最后写附记和批注的人，是陈氏十六世的陈鑫（一八四九----一九二九）和陈森。他们俩和杨氏第二代传人杨班侯、杨健侯，武氏第三代传人郝为真都是同一时代的人。文修堂本中张开周重抄枪棍谱的时间是在一八四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八日这十四天间，则陈家沟陈家的转辗再抄进来，和陈鑫、陈森堂兄弟俩之间的相互抄成，然后再装订成册，时间最早肯定也要在一八四三年十月以后的十五年以上，即陈鑫年龄在十岁以上懂事以后。所以陈家沟陈家在文字上明确有“太极拳”名称出现的时间，也就要在一八五八年（清咸丰八年戊午）以后的若干年月。
        上题叙述到武禹襄是一八五二年到河南舞阳县去探望他大哥武澄清，才得到他大哥在该县盐店发现的，抄有王宗岳《太极拳论》、《打手歌》等的《太极拳谱》的。那么它的写成、抄出、直到被发现，时间当然还要在一八五二年以前若干年月。
        陈家沟陈家在一八五八年以后若干年月，才开始有“太极拳”名称的文字记载，王宗岳则早在一八五二年以前若干年月，就有成熟的太极拳理论著作写出。加之，从清末到民初，甚至在武、杨、李、郝诸家传人，把王宗岳《太极拳谱》的内容局部到全部公开发表以后，陈家沟还一点也没有王宗岳《太极拳谱》留传下来的痕迹发现。
        因此，要随便攀牵什么王宗岳曾学拳、学推手、学春秋刀、学枪杆于陈家沟陈家，是不符合辨证逻辑的。即使那位编写《阴符枪谱》的山右王先生，也是不可能的。武术界哪有学成了器械再去学拳脚的道理，俗语形容得好，“六十岁学吹打”是笑话！
        三、陈子明编著《陈氏拳械谱》中的六句〈挤手歌诀〉，是把陈沟原来几本抄本和书中没有标题或称之为七言俚语的四句歌词，增添了二句，使之成为六句小律，再根据王宗岳六句《打手歌》的次序和《太极拳论》中相关内容，修改并给以定名的。
        李亦畬手抄《太极拳谱》中的《打手歌》是“掤捋挤按须认真，上下相随人难进，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引进落空合即出，沾连粘随不丢顶”六句。辛亥革命以后，这首歌诀最早刊载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陈微明编著的《太极拳术》中的，是在《太极拳论》注后面，名称也还是《打手歌》，歌词也只有六句，不过最后一句把“沾连粘随不丢顶”印植成了“粘连黏随不丢顶”。之后，一九二七年九月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徐致一编著的《太极拳浅说》第九章附录（五）打手歌，歌词也是六句，文字完全和《太极拳术》的相同，一九二九年上海九福公司出版《健康指南》中的〈太极拳全图〉（五）打手歌六句，一九三O年上海武学书店出版姚馥春、姜容樵编著的《太极拳讲义》第九章打手歌六句，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海文光印务馆出版董英杰执笔，杨澄甫编著的《太极拳使用法》，在推手图解前没有标题的歌词六句，文字也都和《太极拳术》的相同。沾字作粘，粘旧为黏字的俗写，而北音有把粘读成沾（zhān）的。由是造成了谐音笔误而把“沾”字书写成了“粘”字。但于此可见，它们之间是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
        一九三三年，北平军分会尉官差遣队出版彭广义编著的《太极拳详解》第九章第一节推手歌中，则把六句歌词增添成为八句，前六句和上面介绍过的几本书中所刊载的歌词，文字完全相同，谐音笔误的“粘”字也相同。而末后二句“试观耄耋能御众，俱系先天自然能”，是其他诸本都没有的，“俱”字当是“岂”字的谐音误植。显然，这是编著者根据《太极拳论》内容，自作主张地把六句七言小律，增加了二句凑成八句，使歌诀成为七言格律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运动论文集》，在唐豪撰写的《太极拳的发展及其源流》一、太极拳的发展（3）推手的发展1、早期推手理论的发展节中，认为王宗岳的六句〈打手歌〉，“显然是综合了陈沟的四句和六句加以修改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陈沟的打手歌，抄录在两仪堂本中，篇名小四套亦名红拳式势歌诀之后，没有标题的四句“掤挤缕捺须认真，上下相随人难进，任他巨力人来打，牵动四两拨千斤”。刊载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开封开明书店出版陈鑫编著的《陈氏太极拳图说》卷首，太极拳著解节之后标题为七言俚语的是“掤捋挤捺须认真，引进落空任人侵，周身相随敌难近，四两化动八千斤”四句，刊载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南京仁声印书局出版陈绩甫编著的《陈氏太极拳汇宗》中，陈鑫的《太极拳图画讲义初集》卷四，第五十六势下云手节太极拳推原的解后，标题也称七言俚语的是“掤捋挤捺须认真，引进落空任人侵，周身相随人难近，四两擒动八千斤”四句，刊载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油印本陈子明编著的《陈氏拳械汇编》中称为《挤手歌诀》的是“掤捋挤捺须认真，周身相随人难进，任人巨力来攻击，牵动四两拨千斤，引进落空合即出，沾连粘随就屈伸”六句。徐哲东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太极拳考信录》卷下文征篇的按语中认为，这是“陈子明据别本抄出者”。实际上，这首歌诀比陈沟其它诸本中的歌诀，只多出了二句。而歌诀的最后二句，在杨、吴二家传谱中已经发表过的词句是“引进落空合即出，粘连黏随不丢顶”；在李、郝二家传谱中已经发表过的词句是“引进落空合即出，沾连粘随不丢顶”。油印本把《陈氏太极拳图说》和《陈氏太极拳汇宗》标题为七言俚语的第二句歌词“引进落空任人侵”最后的“任人侵”三字修改成了“合即出”，并且把歌词的位置也调换到了第五句，使之和杨、吴、李、郝四家传谱中的一样；把增加的最后一句歌词，李、郝二家传谱原来词句为“沾连粘随不丢顶”的最后“不丢顶”三字修改成为“就屈伸”，恰恰也正好是王宗岳《太极拳论》中“随屈就伸”这一句的缩简。
        陈沟在过去直到清末民初，既然没有王宗岳《太极拳谱》的留传，而在杨、吴、李、郝四家把王宗岳《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的传本公开发表后多年才印行的《陈氏拳械汇编》中，把陈沟原来两仪堂本和《图说》《汇宗》中，没有标题或称之为七言俚语的四句歌词，增添了二句，使之成为六句小律，再根据王宗岳《太极拳论》和《打手歌》的相关内容，修改增订并给以定名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更何况陈沟最早没有标题的四句打手歌的出现，又是和太极拳名称的出现在同一时期。因此，唐豪倒过来说“王宗岳的六句打手歌，显然是综合陈沟的四句和六句加以修改的”。理由是不够充足的。由此而进一步推导出王宗岳曾经学拳学推手于陈家沟的推断当然是更加毫无根据的。
        四、当唐豪的所谓厂本《太极拳谱》，被证实是道道地地的杨氏传本之后，则唐豪据以考出写《阴符枪谱》的山右王先生就是山右王宗岳；王宗岳得陈氏之传者，不单是太极拳一种，陈沟的春秋刀也兼得其传；王宗岳不仅得长拳十三势，打手之传，兼得一百单八势长拳之传的论证，全部都不能成立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国武术学会出版唐豪编著的《王宗岳太极拳经，阴符经谱》，系编著者根据一九三O年在北京琉璃厂书肆得到的杨氏传本《太极拳谱》和《春秋刀谱》、《阴符枪谱》合抄本，即所谓厂本《太极拳谱》，经过一番加工删改，而后出版的。如原来篇名《先师张三丰，王宗岳传留太极十三势论》的，把它删改成为《十三势论》了。实际上，这就是李亦畬手抄本《太极拳谱》中，武禹襄《打手要言》的最后一个“又曰：”的一段文字，杨氏学者把它润色成篇，并给以篇名的。
        厂本中的《十三势名目》，把它和油印本杨澄甫《太极拳使用法》附录中刊载的清光绪元年乙亥五月十六日（一八七五年六月十九日）杨少侯手抄《太极拳十三势名目》相对照，其中除了“扇通背”中的通字作童，“左右分脚”中的脚字作步，“转脚摆连”中的连作莲，其它的名称次序，无不一一相同，甚至连“卸步搬拦捶”中的卸字误作了却字的也都相同。可见它俩同是杨家第二代的产物了。所以，徐哲东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太极拳考信录》卷上《厂本王宗岳太极拳经辨第九》中，认为“今观厂本拳谱与杨本同，而杨氏拳谱中显有武禹襄之手笔，则唐氏所得之合抄本，决非王宗岳所手定，亦不出于王氏嫡派学者之手，皆可证明。此册为后人所抄合，亦复显而易见”。同书卷中《太极拳依托张三丰考第十一》中，进一步认为“又按唐豪所得阴符经谱太极拳谱合抄合中亦有张三丰遗论数语，可见此谱出于杨氏一派。杨氏有此拳谱而无阴符枪谱与春秋刀歌，陈沟有此春秋刀歌又无此枪谱及拳谱，是此册为后人合抄之的证。合抄者既非承一家之传授，则欲据此合抄本以定王宗岳学于陈沟，其说不攻自破”。
        厂本《太极拳谱》是杨氏传本这个论点，直到一九**年三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唐豪、顾留馨编著的《太极拳研究》第四章“太极拳的呼吸”一章的后面，唐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考释的永年李福荫重编的廉让堂本《太极拳谱》发表（也和厂本《太极拳谱》一样，作了加工删改），唐豪在该谱的《十三势说略》和《五字诀》二节的附志中，才终于承认了“曩予在厂肆得一抄本，篇名为《先师张三丰王宗岳传留十三势论》，一九三一年出版之《太极拳使用法》篇名为《禄禅师原文》，皆杨门弟子所附会”，“予于一九三O年在北平厂肆得王宗岳（实际是山右王先生）《阴符枪谱》与杨氏《太极拳谱》合钞本”。
        厂本《太极拳谱》既然被肯定了是杨氏传本，那里面当然就有武禹襄在一八五二年以后的著述附入，那么，合抄本的抄成当然还要在武禹襄一八五二年以后的著述附入以后更晚一些时间。这样，当然就不可能因此而得出“太极拳经（谱）与阴符枪谱合抄在一起，其理论与文采又相合致（实际上文采极不合致），苟非一人的著作，没有这般巧合的事”。山右王先生即山右王宗岳的简单推测。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出，因为“这阴符枪谱与太极拳经（谱）之间，尚有春秋刀残谱一种，其刀法现尚为陈沟练习，刀谱也可在陈沟拳家之间抄得，据此以观，王宗岳得陈沟之传者不单是太极拳一种陈沟的春秋刀，王宗岳也兼得其传。”尤其不可能由此而进一步推定王宗岳得长拳十三势打手之传，当在居汴洛时（一七九一年辛亥，乾隆五十六年及其后）。并推定王宗岳不仅得长拳十三势之传，兼得《拳经总歌》及六句《打手歌》，其后即自撰《太极拳论》一篇，连同润改之《打手歌》一首，写定成谱。《拳经总歌》则存而不录。……由《太极拳释名》之‘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三句推断，宗岳兼得一百单八势之传”。完全附合唐豪个人脑海里神话般想法的论证。什么都是推定、推断，从学术考证的角度来看，当厂本《太极拳谱》被证实是道道地地的杨氏传本之后，则这些据以推测的论证，当然就都全部不能成立了。
        五、陈沟《拳械谱》中的所谓“一百单八式长拳”，洪洞县《忠义拳图稿本》中的所谓“通背拳”，都不是王宗岳《太极拳谱》〈太极拳释名〉节中所说的“太极拳一名长拳”的长拳。
        一九三六年，山西洪洞县荣仪堂石印樊一魁编著的《忠义拳图稿本》，从卷一逐势绘图的〈通背拳图谱〉来看，它的歌词名称，和徐哲东一九三四年九月，在南京从陈子明处借来抄录下来的两仪堂本《拳械丛集》中的〈拳势总歌〉、文修堂本《拳械谱》中的〈拳势总歌一百单百势〉、唐豪一九三一年在陈沟从陈省三（一八八O----一九四二）处抄录来的三省堂本《拳械谱》中的〈长拳歌〉，以及一九二五年一月油印，陈子明集编的《陈氏世传拳械汇编》中的〈长拳歌诀〉，除了个别词句和文字稍有出入以外，其余部分都完全相同。
        樊一魁在《通背拳图谱》自序中说的“此拳乃河南郭永福所传”、“郭在少林寺曾受艺”、“郭于乾隆年间保镖来洪，在洪羁留多年，传艺于贺家庄贺怀璧，后贺留传南北，皆是口传心授，按照前轨”、“樊一魁童年时习拳于万安镇杨如梅及乔伯佥，系艺中名手，实为郭师永福之嫡派”等云云。这些，显然是编著者在简朴地介绍他所知道的这套“通背拳”的历史渊源和授受情况，并没有绘声绘色地来形容这套“通背拳”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没有假借什么有名拳种或新兴拳种的时髦名称。因此，“随便捏造”和“改名”的罪名，应该加不到编著者樊一魁身上去的。何况，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传说山西省洪洞县高公村一带，仍旧还有人会练这套“通背拳”。从一九九二年第九、十、十一期（总第一O四、一O五、一O六期）《中华武术》上发表的张从俭提供的《洪洞通背拳》的内容来看，可以证明这确属事实。
        再居台湾《武坛》杂志〈刘云樵（一九O九----一九九二）一九七一年创刊，一九七三年停刊〉张唯中在《重振国术武艺，发扬中华文化》一文中，引用过河北省高阳县传授长拳的李从吉的一段谈话“我虽原籍河北省，但远祖和陈氏一族一样，原来都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的居民。据祖先们说‘那个地方每到旧历正月，在庙前举行武术大会，颇为盛大’。另外，把祖传长拳的技法和姿势，与陈家沟十三势长拳和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的三十二势的图解等，一一对照起来看，连名称都大多相同。因此，可以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宋太祖长拳流传下来的”。
        综合上面所叙述的，无论这套陈沟无传的一百另八式的拳，叫“长拳”也好，“通背拳”也好，甚至还可以有更多的不同名称。非常明显，它和两仪堂本中的“小四套亦名红拳”（三省堂本作“四套此名红拳）一样，是陈沟在什么时候从外面什么地方传抄进来的拳谱，而决不是王宗岳在《太极拳论》里所说的“太极拳一名长拳”的长拳谱。
        倒是唐豪既然已经肯定了陈沟在陈长兴陈有本是已经不传的长拳一百另八式，忽而又得出在乾隆年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由河南镖师郭永福传入山西洪洞县贺家庄，改名为“通背拳”，并且陈家沟陈家于一七九一年及其后传与王宗岳，而陈家沟自家却不传。这样荒诞无稽，不能自圆其说的结论。那么，郭永福又是怎样来陈沟学拳的呢？王宗岳在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及其后，又是怎样来陈沟，向陈沟早于陈长兴、陈有本一辈的那一位学到一百另八式长拳的呢？这不真正是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矛盾吗？
        六、指导陈家沟和赵堡陈家训练太极拳的基础理论是形意拳理论
        在前二题中，曾经多次提到过陈家沟和赵堡陈家，直到清末民初，他们既没有王谱和武、李的著作留传，而他们的练架子和推手，却又都是类似于形意拳明劲阶段的练法，因而不得不使笔者要调查研究一下，究竟指导陈家沟和赵堡陈家，训练太极拳的基础理论，是什么理论？
        翻开一九三五年十月，南京仁声印书局出版陈绩甫编著的《陈氏太极拳汇宗》〈太极拳入门总解〉篇刊载的《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的第一章至第九章，把它们和一九二九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凌善清编著的《形意五行拳图说》上篇中，附会为《岳武穆形意拳要论》的“要论一”至“要论九”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陈书中除了把诸论都改称为章并给以命名，以及在文字字句和结构上稍有改动外，它们的内容，却仍旧是和凌书中的一样。不过陈书中的第九章身法，只是截取了凌书要论九中“步之为用大矣哉”一句为止的前半论；而凌书要论九后的交手法，陈书却把它移后而补进去了第十章刚柔。又，陈书在〈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后面接下去的〈用武要言〉，却恰恰正好是把凌书要论九“步之为用大矣哉”一句后面接下去的后半论，以及要论九后交手法的全部内容，兼收并蓄地一并抄袭了进去，讲的当然是完全都是形意（旧时笼统称为“心意六合”）拳的拳技理论。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国武术学会出版唐豪撰著的《行健斋随笔》在〈形意拳鼻祖与谱〉一条中说“民二一（一九三二年），余游陈沟，于陈春元家借阅陈品三（鑫）遗著，见有品三手录《三三拳谱》一册，三三者，内外各三合即六合也。谱有十大要序一篇，……惜春元将品三著录诸稿，秘不以公开，仅许借抄其目录题记，否则收诸武艺丛书中，亦可考订他谱之有无沿误也。其目录如左（原书系直排本故云）：一曰双手，二曰拳经总序，三曰解法必用，四曰手足妙用，五曰锦囊，六曰短手，七曰十九问答，八曰六合十大要（序，一、三节，二、五行，三、四梢，四、身法，五、手法，六、步法，七、上法，八、截法，九、三性调养法，十内劲），九曰总打，十曰十二上法，十一曰虎扑鹰捉，十二曰易筋经贯气诀，十三曰心意拳论，十四曰法式，十五曰筋法论，十六曰起落论，十七曰七十二拿法，十八曰总论，十九曰穴门，二十曰生死擒拿手，二十一曰擒手，二十二曰不宜打处。
        把它和一九八八年六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宝鼎原著林暄整理的《形意拳与内功十三段》一书中的〈形意拳谱正编〉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所谓《三三拳谱》中，“八曰六合十大要”中十大要的名目和内容，无一不在其中，只是“四梢和五行”、“步法和手法足法”，这两要的名目次序，颠倒了一下，第十要的“劲法”（陈家沟谱作“内劲”）和“劲法”第一句“夫内劲者”的“劲”字，宝书都把它错植成了“动”字。
        《三三拳谱》既然就是《形意拳谱》，那么陈春元又何必要这样的神秘呢？原来它是陈家沟用以指导训练太极拳的基础理论。在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应该是秘不外传的东西。这一点，唐豪未尝不知道，所以他要在一九四O年七月，现代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武艺图籍考》手搏篇六合拳谱一卷的考释中，再次提出来，气话一番道：“陈鑫抄谱，予居陈家沟时，其犹子春元仅许借录序目，不肯公诸于世，八一三后温县沦为战区，此谱倘化劫灰，则秘私之毒，与炮火何异乎？”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陈小旺编著的《世传陈式太极拳》一书，书末附有《太极拳十大要论》（陈长兴）和《用武要言》（陈长兴）二篇所谓古典拳论，再一次证实了我在上面所提出论证的可靠性。
        但这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上面所论证的还只仅仅是局限于陈家沟本村老架一系的。那么赵堡新架一系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事情很是凑巧，一九九一年三月以后，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刘会峙编著的《武当赵堡传统三合一太极拳》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海洲演述、严翰秀整理的《秘传赵堡太极拳》二书相继应市，这就极有力地帮助了笔者，使笔者能够在这较短的时期里，整理出下面几段文字来回答这个问题。
        先看刘书的附录太极拳经典要论，捨弃了前面十九篇清末民初以来，诸家太极拳著作中早就见到过，明显就是从它们那里辗转传抄进来的文字。可以看出，附录经典要论二十、古传《太极拳九要论》，和上面举出二陈书中的一样，也完全是凌书中附会为《岳武穆形意拳要论》的“要论一”至“要论九”，而附录“经典要论二十一，古传论法”，恰正好是凌书中“要论九”后的交手法。
        再看王书的“第八章、赵堡古典太极拳论选登”，和刘书一样，捨弃了“选登”、“王宗岳太极拳经”，可以看出，“选登二、太极拳九要论”，也就是凌书中附会为《岳武穆形意拳要论》的“要论一”至“要论八”和“要论九”中“步之为用大矣哉”一句为止的前半论，而“选登3、太极拳注解”，恰也正好是凌书“要论九”中“步之为用大矣哉”一句以后的后半论。“选登4、论法”、“5、捷要论”、“6、天远机论”三篇，也正好是凌书中“要论九”后交手法的前、中、后三段。其它象“选登10、七疾”、“11、八字诀”、“12、十法”，则更明显地是学过形意拳的人尽人皆知的形意拳的“七疾”、“八字”和“十法”。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刘书“附录二十、古传《太极拳九要论》，9、九要论”的最后一段和王书选登了太极拳注解，开门见山就说出“此捶一名心意”，接下去“盖心意者，意是心出，拳随意发，总要知己知彼，随机应变，……”云云，则又完全是上面举出过的二陈书中所附会为陈长兴《用武要言》中的文字。
        至于刘书第二部分“拳架与推手二、武当赵堡传统三合一太极拳歌序”，歌词第一句就说“太极拳亦称心意拳，则是因为编著者在拳技理论上，袭用了形意拳的理论而不自知的缘故。从而也就肯定了陈沟新架一系的赵堡架，也是以形意拳的理论来作为指导训练太极拳的基础理论的。
        写到这里不禁使笔者联想起已故老师，原上海武当太极拳社社长叶大密。在他的《柔克斋太极拳传心录》〈记奇遇李景林将军〉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丁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某日，突来一不知姓名之客，持硃红色大名片访余，顾视之，原是三年前形意、八卦、太极名家老前辈孙禄堂老伯所说精通武当剑术之李芳辰（宸）将军。今得此机会，惊奇靡已。来使遂偕余至祁齐路（今岳阳路）寓所拜见将军，一望而知是儒者风度之大将，无赳赳武夫气象。后观余练杨家太极拳剑毕，叹道：
        ‘不失武当真意，曩日在奉直各省所见者，夹有八卦、形意，非纯粹之太极可比’。回顾左右眷属及侍从者云：‘尔辈不习此拳，难得余剑之真传’。言罢，随手取剑起舞，矫若神龙，变化莫测，清灵高雅，叹为观止。当即恳求执弟子礼，果允所请，为余一生之大幸事。时陈微明、陈志进诸友在沪办‘致柔拳社’，约往学习，以资提倡。”文中所谓“夹有八卦、形意，非纯粹之太极可比”一语，原来说的就是用八卦掌、形意拳的理论来指导太极拳实践的太极拳。这真是非见多识广如李景林太老师者，不能道此也。
        七、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并不是像唐豪论断的那样，“是一篇引用《打手歌》和《周子全书》哲学理论，总结出推手经验的论文”，并“确定王宗岳的《太极拳论》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丁丑，《周子全书》刊行）以后”，“从而也考出了王宗岳是什么时代人物”。
        早在一九五七年第四期《体育文丛》，在唐豪写的《提出证据来谈谈太极拳源流》一文中，就开始提出：要研究王宗岳《太极拳论》究竟和张三丰有没有关系，以及王宗岳究竟是什么时代人物，还必须进一步探讨《太极拳论》其他理论的根源，才能搞清这两个问题，在哪里去找资料呢？一部是《周子全书》，一部是《三丰全书》。
        《周子全书》出版于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之后，是一部十一世纪到十八世纪阐发周敦颐（哲学理论）的结集。书里有康、雍、乾三个帝王推崇的文章，因此从出版之后就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常读的书，这和科举有密切关系。王宗岳的《太极拳论》，是一篇引用《周子全书》和《打手歌》总结太极拳经验的论文……
        王宗岳引用《周子全书》，有的句子直袭而不改（简表例举出“无过不及”、“不偏不倚”两句），有的句子加以发挥，一经对比就能看出，可证王宗岳写作《太极拳论》的时候，最早当在乾隆中叶《周子全书》出版以后。
        接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武术运动论文集》出版，在唐豪写的《太极拳的发展及其源流》一文，“一、太极拳的发展（3）推手的发展（1）早期推手理论的发展”节中，不仅重复了这个观点，并且进一步作了更加肯定的错误论断。他说：《太极拳论》是一篇引用《打手歌》和《周子全书》哲学理论，总结出推手经验的论文。要研究王宗岳是什么时代的人物，要研究《打手歌》起源于何地，张士一的考证（见徐哲东《太极拳考信录》附录：答张君书）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搞明白王宗岳不是神仙张三丰的传人，和推手的具体内容及其早期理论的发展，对于以上两个问题，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研究的资料，其一是《周子全书》；其二是陈沟传谱上的《拳经总歌》和《打手歌》；其三是王宗岳的《太极拳论》。
        《周子全书》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出版于江西，它是一部十一世纪到十八世纪时人，阐发周敦颐哲学（理论）的结集。《太极拳论》部分的理论出于这部书。……从而也考出了王宗岳是什么时代人物。
        王宗岳采用《周子全书》的哲学理论作为推手理论，有的句子不改，有的句子加以发挥，一经对比，就可以看出。《太极拳论》中“阳不离阴，阴不离阳，阴阳相济，方为懂劲”四句，就是采用《周子全书》里面胡煦的“阴阳不相离，又有相须相互之妙”两句发挥出来的。同样例子，《太极拳论》中“太极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两句，前句是采用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发挥出来的。周敦颐卒于宋熙宁六年（一O七三年），胡煦卒于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根据胡煦的卒年以及《周子全书》出版时期，确定王宗岳《太极拳论》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以后，这是常识上的判断。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不惜在“大炼钢铁”之年，参加体力劳动之余，稍有时间，就乘车赶往福州路，寻寻觅觅于“中图公司”、“古籍书店”之间，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笔者不仅搜集到了《周子全书》，也搜集到了在清康熙四十八年（一七O九年己丑）已刊行的《周濂溪集》，对照之下，才确知《周濂溪集》是《周子全书》的前身，但《周濂溪集》却比《周子全书》的刊行，早了四十八年，将近半个世纪。
        同时，笔者还搜集到了明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甲子），善用熟地黄的名中医张景岳（一五六二----一六三九）著的《类经图翼》。在这部书里，张氏已把《太极图说》连图例带说明，运用到祖国医学的理论中去了。
        再说，就是唐豪认为王宗岳在《太极拳论》中引用《周子全书》直袭而不改的“无过不及”、“不偏不倚”两句。我们不妨翻开早在南宋绍熙元年（一一九O年庚戌）就开始刊行的，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命的，宋哲理学家朱熹在南宋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年已酉）春三月戊申日作的序。开宗明义“中庸章句”的第一句，对“中庸”的“中”字注释，便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义）”。谁都知道，《四书集注》，自元延祐（一三一四----一三二O）以后六百年间，
        “科举奉为圭臬，士子用作金砖”，是元、明、清三朝帝王统治时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谁能保证《太极拳论》作者王宗岳，不从熟悉得连注释也要背诵得出来的《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去引用，而一定要去引用到那既冷僻又后出的《周濂溪集》，或更后出将半个世纪的《周子全书》的呢？
        所以，唐豪所作出的“《太极拳论》是一篇引用《打手歌》和《周子全书》哲学理论，总结出推手经验的论文”、“确定王宗岳《太极拳论》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以后”，以及“从而考出了王宗岳是什么时代人物”这三个论断，下得太粗糙，而取证视野太狭隘。仅就第一个论断而言，《周濂溪集》和《周子全书》的刊行，时间相差就有四十八年，将近半个世纪。何况像简表中所例举出来的，引用《周子全书》直袭而不改的“无过不及”、“不偏不倚”两句，何必不直接引用《四书集注》，而要大兜而特兜其圈子，去远取之于《周子全书》的呢？
        我们更可以看到，在《太极拳论》中，还有阐述太极拳技击理论比较精彩而有趣味的部分内容，大多还是引申《孙子兵法》的。而《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经过曹操（一五五----二二O）删订过的，至少是三国魏黄初元年（二二O年庚子）以前的作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仅仅恁着这么一点理由，也来胡断个什么《太极拳论》的作者王宗岳，还是个远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人物呢？那当然也是不恰当的。
        不过，通过上面多方面的实例引证，和较细致的对比分析，有充足的理由来否定唐豪提出的所谓“《太极拳论》是一篇引用《打手歌》和《周子全书》哲学理论，总结出推手经验的论文”、“确定王宗岳《太极拳论》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以后”，以及“从而也考出了王宗岳是什么时代人物”这三个错误的论断，那倒是肯定的了。